孙宽年味儿
记忆中过年的准备从一进腊月就开始了，我大约四、五岁就跟父亲一起去采购年货了。父亲采购年货的特点是面面俱到，鞭炮是一定要买的，然后还有什么大枣、小枣、黑枣、花生、芝麻、白糖、红糖、柿饼、冻柿子、冻梨……每一种他都要买一点儿，哪怕是几毛钱，他也想让我们都能尝一尝。最后他背着、抱着、提着的全是年货，都没有手牵着我了。
父亲总能把所有带去的钱都花光，即使就剩下两毛钱，他还要给我买两本小人书，最后剩下3分钱，也能买一张明信片。
一天只有一趟车连接两个县城，人多根本挤不上去。我是从大人一堆大棉裤中间钻上去的，父亲怎么上去的不知道，总之到家时一半的年货都挤丢了。父亲心疼这下子孩子吃不上了，母亲心疼买粮食的钱都让父亲祸害光了。母亲责怪父亲竟买些没用的东西，给孩子买张明信片是能吃啊还是能喝？而我却爱不释手，摆弄着我自己选的这张西沙群岛，那个有大海和椰子树的地方可真美啊！
大人要算计着过日子，总是难熬。小孩儿眼里的日子总是有盼望，窝头虽然难吃，但里头可能有两颗大枣。花生最是好东西，若能吃上几颗花生，什么时候我都有过年的感觉。平时根本买不到，过年也只能买两斤，还撒了三分之二，但父亲总有办法。他先把花生炒熟了，把花生壳剥掉，一边剥，一边让我猜谜语：“麻房子，红帐子，里面住个白胖子”，我猜不出来。父亲说：你看着啊，“麻房子”，他剥开了花生的外壳；“红帐子”，他又把花生仁儿上的红衣剥掉了，“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白胖子啊？”父亲顺手就把这个白胖子给了我。我捧在手心上舍不得一口吃下去，又把白胖子掰成了两半儿，刚要把一半放进嘴里，父亲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他又剥开一颗花生，也把白胖子掰开。把花生里面有钩的那一半拿起来，“你看这像不像一个老头？”我看看，是啊！花生一半有钩，另一半是个坑。神奇的是，有钩的那一半真的像个老头儿，还长着长胡须。
“来，我教你勾老头。”于是父亲和我，手里各拿着带钩的那一半花生，然后互相勾住，看谁的老头被勾掉了，赢的那个人就可以吃花生。我还没等开始勾老头，就把有坑的那一半儿先放嘴里了。勾来勾去每次父亲都是输，那几颗花生都让我一个人吃了。就这样，半颗半颗地吃到嘴里的花生似乎都分外香。
父亲把剩下的花生用擀面杖擀成花生碎。他再把买来的白糖炒成金黄色的糖稀，把花生碎倒进去，快速地翻炒，一边炒，一边加上少许已炒熟的芝麻，将炒成焦黄也炒出香味完全融合的芝麻花生糖稀，均匀地倒在涂了一层香油的平底锅上。软软的糖稀一两分钟就绷皮儿了，父亲拿刀横竖划成小方块儿，立刻把平底锅拿到外面雪地上冻几分钟。我穿上棉猴跟着跑到雪地里等着，好像恐怕它长了翅膀飞走，待父亲再把平底锅拿回来时，只见他轻轻地拿小刀和铲子一铲，一块块冻挺了的芝麻花生糖就掉下来了。
我赶紧拿一块跑去给母亲，父亲会说：哈！我做了半天一块还没吃上呢。这种糖只能一下放到嘴里，若拿在手上就会黏黏的，说话间我手上一块已经开始发黏，黏黏的这块糖快点儿送到父亲嘴里。芝麻花生糖的口感实在妙极了，我把带着冰冻白气的糖放进嘴里，一入口的瞬间是又凉又脆，刚炒的花生和芝麻香气沁人心脾。我小时牙不好，嚼不了那么快，又怕凉，几秒钟过一下瘾，我还得把糖再从口里拿出来，慢慢地先舔它的脆皮，才咀嚼香脆的花生和芝麻。其实，越慢越能嚼出它的香味儿。
父亲去世后，舅舅也从北京给我们寄花生糖，但最好吃的花生糖还是父亲亲手做的。
过去农村也有卖窗花和剪纸的，我们家很少买。父亲特会做手影，他也很会给这些手影配音，小狗会说会叫，小兔子能跑能跳。母亲能很快根据父亲的手影戏，这么一叠，那么一剪，一会儿工夫，小动物的千姿百态就剪出来了。我用报纸学着剪，我剪得最好的是雪花、冰花。这些用烟盒纸、锡纸、糊墙纸剪的剪纸，都贴在墙上、门上，甚至屋顶上，小屋里立刻温暖生动起来。
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盼到了三十，大年三十儿这天是最忙的。父亲忙着做年夜饭，母亲从年前就忙着洗窗帘桌布、床单被褥，一块抹布也不落下，最后还要把全家大小的衣服都洗干净。她总是一边洗衣服一边给我染指甲。母亲把秋天的指甲草用小罐子珍存，拿明矾和盐之类的东西腌上，涂抹时才捣成花泥。她用一根针仔细地挑在我小小的指甲上，晾半个小时后洗掉花泥，我的小手马上就粉红鲜亮了。染完指甲，母亲还给我烫头发。她用微微发热的火筷子，先把我的头发烫成卷儿，再用小卡子把每一个卷儿都别在头上固定住，保持几个小时定型后，再把卡子拿下来，头发就是卷卷的了。
吃完年夜饭，我们都换上干净衣服到山坡上的小学校去参加联欢晚会。晚会不大却也蛮热闹的，有一些猜谜语和游戏节目，不过没什么适合小孩儿玩的。母亲通常不去，她在家给我们包饺子，做年糕，准备初一早上吃的东西，再把我们最后换下的衣服洗了。父亲去猜谜语，多数他都猜得出谜底，总会有人跑来问他，老孙，这个谜底是什么？
除夕晚上好像特别漫长。全家人要一起守夜，父母轮流讲故事，母亲手上仍不停活儿，给我们搭配新衣服，最后给我们的皮鞋上都打上油。她说：脚底无鞋穷半截，初一早上全家都穿皮鞋去拜年。姐姐的很特别，棕色尖头鹿皮鞋。哥哥的是牛皮靴子，母亲托人在上海买的，连队的上海知青都羡慕得眼红，三十多块钱是当地人全家一个月收入，不知母亲储蓄了多久。我的猪皮鞋不太上光，但也是独一无二的极致奢华。
终于熬到了午夜12点，我通常是被叫醒的，母亲教我们互道“您过年好！”年这个怪物我总也没看见就跑掉了。一般互相贺年时我还迷糊着，但一道贺完我就马上清醒了，我熬着不睡也只为这一刻。年货能早吃，烟花爆竹绝对要等到此刻才能燃放。最有趣的是，我每天都要把它们摆出来数一遍，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个“数数”的意义是什么，是怕它少了？还是数一数日子就过得快一点呢？
我们家是极少买烟花的家庭，全家人到平时连队敲钟集合地去放，为安全，也为其他孩子共享。
爆竹声划破夜空的寂静，烟花在黑夜里朵朵绽放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。
本文刊年2月14日《文汇报笔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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